狼,只是最低成本的运作,如果图书销售情况良好,这点成本基本可以忽略。
但这种合作方式,关键有两个问题:一是出版社回购折扣和回购数量。二是书号费的高低。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。
最最关键的是,这种合作方式,作者方是绝对弱势的一方。首先就是选题全部受制于出版社。你再好的书,如果出版社觉得这书不行,那也就出不了。再加上出版社这种事业型单位,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风格,宁愿不做或少做。发行部门就不会努力去给你发这书,量始终上不去。
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,书号是国家的,统一管理。个人和民营单位是不能进入的。别说现在了,就是在30年后,全国那么多的一流书商,都依然受制于这个问题。
罗书林看完信,琢磨透全部的意思后,拿不准意见。就把凳子搬到老师王晖边上,跟王晖说:“晖哥,你看看这个,我有点拿不准。”
王晖接过信,入眼就是很清爽的毛笔小楷,很是惊奇,赞叹一番后,仔细看了信。尤其是在罗书林强调的部分读了几遍。看完后,才呲牙对罗书林说:“这种方式,还是头一次听说啊。我也搞不准,这样,我们拿给当官的看。”
两人嘀咕了一番,然后出了办公室。
从主任办公室到副主编,再到财务部、发行部,最后来到总编室。
副主编先过目,同样拿不准,准备就直接否决了。不过,王晖虽说嘴上花花,但办事情却是很有一套,而且眼光也还不差。
他觉得,这一种全新的模式,能够规避政策法规上的风险,不存在公开买卖书号的问题。其次,图书内容都掌握在社里面,各种风险可控。最关键的就是,这种模式一旦推行开来,那出版社的稿源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的拓展开了。
都是在事业单位打滚多年的老鸟,自然明白,王晖说的这个稿源拓展,其实是个托辞。真正意思是,出版社这种僵化体制下,都没那心思去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好书。而民间个人不同,想赚大钱,就挖空心思考虑读者喜欢什么,盯紧市场,出来的书自然不同。
尚文远前世看过一个出版年鉴,到21世纪,全国95%以上的畅销书都是民营出版商做出来的。剩余的5%才是国家出版社通过专营等特殊渠道做成。
双江出版社的这一群编辑团队,这时候还都比较年轻。自然希望做出几本像样的好书出来,都还算有点追求的文化人。
王晖跟几位副主编大人把情况一摆,几位副主编觉得有道理。但他们做事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,口头禅就是: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
考虑了一番,几个人都拿不稳。其中一个副主编性格急躁一点,沉吟一番后就一拍桌子:去他娘的,我看可以试试。
这种事情,最终还得交给总编。尽管出版社这单位,工商管不了,但怕上级部门说:你几爷子不务正业,吃多了吗?太多求新求变的人在体制内栽了跟斗。
最终尚文远的这封信送到总编大人宁长河案头。
宁长河是万川人,还是万川最偏远,最穷的咸溪县人。咸溪县的人有一个特性:执拗。只要动了念头,用万川的说法是:狗日咸溪人都是黄牛的弯脑壳——掰不回来。
宁长河就是典型的咸溪人,反右的时候,他的几个老伙计莫名其妙的弄成了老右,给弄到清水湖种地去了。自然是遭了罪,其中有个伙计身体不好,受不了管理的折磨,跳湖自尽了,还给弄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。一家人都跟着遭殃,一双儿女书读不成不说,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被罚去化粪池掏粪。
宁长河当时是江陵市委办的主任,凭着一手好字和好文章,很得领导欣赏,而且家底清白,前途光明着呢。
但几个老伙计的遭遇,让他受不了,就到处替他们伸张。同事、朋友、领导都劝他不要跟大势对抗。但宁长河执拗劲发作,什么都听不进,依然四处蹦?。结果把自己也折腾到清水湖去了。
宁长河看到送到案头的信以后,先也被那一手小楷震了一震。现在用毛笔写信的可是很少了,何况字还不错。
欣赏完字,再看内容。被尚文远所提的这种合作方式吸引到了。
作为双江出版社出版总负责人,而且是平反的老右,自然是有些想法的。
双江出版社从78年重新独立出来,一直四平八稳,没出过什么大问题,也没什么大长进。按理来说,新出版社至少有几年朝气蓬勃的气象。可双江社现在却是一副暮气沉沉的模样。
接手双江社总编一职,宁长河就一直在策划,怎么也得弄一个全国叫得响的图书品牌。但他把任务下给下面的人,结果都这么几天了,却一直没什么动静。
看到尚文远的信,思虑了很久。他觉得这种全新的模式,未必不可去尝试一下。所谓旁观者清,站在局外人的立场,可能对整个图书市场的预估更清晰一些,对市场的认知,直接决定图书的销售。
宁长河觉得可以搞,就拿好信,去了社长办公室。